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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造假绝不是工作作风问题

发布时间:2019-09-14 13:01:12 编辑:笔名

基层造假绝不是工作作风问题

傅达林

10月10日,中纪委监察部站通报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,在不少省市区和部门的整改通报中,频繁提到了基层政府部门以各种手段弄虚作假,在考评、财政、申领专项资金、干部档案管理等方面欺上瞒下,成为基层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“造假灾区”。

在历史上,基层造假都是官僚科层制的通病。所谓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欲知此事要躬行”,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,想要了解到基层的实情,有时就不得不借助于微服私访这样的机制。

基层为何造假泛滥?这首先与基层官员自利的普遍性动机有关。由于工作成绩直接与官帽子挂钩,难免想要给自己的部门政绩“注水”。所谓的统计失真、数据造假,根子都在贪求政绩上。在客观层面,造假可能也与上级布置或下达的不合理考评及扭曲的指标有关。在现实中,各种检查考核此起彼伏,令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应接不暇,在考评的指标设计上更是荒唐。所谓“逼着基层去造假”,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类。

与此同时,上级检查与考核采取提前通报、召开座谈、听取汇报的机制,也为造假提供了空间,有的所谓年终检查或是专项检查,不是看工作实践,也不是听群众呼声,而是沦为“纸面工作”,“搞好材料”成为很多部门最核心的任务。关键不在于干得好不好,而在于汇报材料写得好不好。于是,玩弄文字和数字游戏,成为一种“官僚艺术”。

当然,上述一系列为造假提供可能性的因素,最终都与监督问责的乏力密切相关。一个健康、规范的行政官僚体制,应该建立起严格的监督问责机制,去防范体制内上传下达的信息失真,矫正可能基于扭曲政绩观的各类弄虚作假。

这种机制既包括在行政纪律上预设足够严肃的不利后果,必要时还需要借助立法设定权威的法律。法治国家首先指向的是官僚制内部的法治化,在各级部门、各级行政官员中间,建立起行为与的严密评价和监督规范。现在的问题是,无论是制度的制定还是实施上,目前对行政部门和官员造假的问责尚不健全。

无论是考评数字虚报、财政收入造假,还是干部档案及申领专项资金造假,小的危害是致使公共决策偏失,影响公共治理效果。长远看则会让党政部门偏离治理服务的正轨,让官员的心思偏离勤政廉政的正轨,影响行政在民心中的威信,严重者还将影响执政基础。

无论是从行政伦理还是政府法治的角度分析,其危害都远甚于一些官员的私德失范。因此,对于官僚制内部的造假现象,绝不可以寻常的作风问题视之,而应从失职渎职的性质上进行评判。

当然,基于这一病症乃是“多因一果”,要想遏制并从根本上解决造假难题,也需要多管齐下。首先要改进上下级之间的治理方式,自上而下地改革行政检查和考核机制。尤其是上级部门,应告别检查的路径依赖,限制考核的权限范围,杜绝那些不科学、不合理且又近乎泛滥的各种指标式考评检查,让基层将主要精力真正花在平时的公共治理和服务上。

与此同时,还要建立健全对弄虚作假行为的问责规范,从法规制度上为造假设定合乎比例的法律和行政。普通百姓若造假有可能会触犯刑律,但是对于官员造假,我们的设定和追究尚严重不足。

而最为关键的措施在于强化群众监督。基层造假,上级部门有时难以发现,但是基层群众当是最明白的人。只要畅通民众举报、反映和监督的渠道,依法保障他们的知情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,便有无数双眼睛时刻盯住基层部门和官员,使其不敢弄虚作假。

(作者系时评人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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